第二百八十四章 阿云案，释经权！ (3/4)
传播，从理论学说上否定变法新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总之，就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
连不可轻变的“轻”字都没了。
反对者不老实，支持者也毫不弱势，以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为主，几乎是天天论道，半点不怂。
而事实就是，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单拎出来一位都足以开宗立派，几人一起合力，无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水准。
反对者辩论不过，节节败退。
恰好，《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的矛盾，让反对者瞅见了机会。
就此，道统之争、敕律之争，合二为一。
所谓律令，也就是国家基本法典——《大周刑统》。
敕令，也即君王，亦或是中书省颁布的暂时性诏令，囊括了司法和庶政两部分。
这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中央权威的体现。
其中，自秦汉至唐初，律令和敕令一旦相违，都是都是以律令为主，律令高于敕令。
自唐初至五代十国，中央集权越来越高，律令、敕令则是隐隐并驾齐驱，乃至于敕令隐隐高于律令。
不过，大周一朝，却是从未有过相关争论，尚未正式决出高低。
此外，治国理政，九成九的政令，其实都是敕令。
这主要是律令不可更改的缘故，变法者唯有以敕令为变法政令的主要载体。
反对者注重敕律之争，主要就是律令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更，可谓是典型的“祖宗之法”。
律令是君王亦或是中枢根据治政需求暂定，偏向于“暂时性”。
唯有偶尔的一些已经偏向于可百十年长久执行的敕令，方才有可能被编为编敕，也就是类似于《嘉祐编敕》的形式。
但不论如何，律令就是律令，敕令就是敕令。
阿云案，就此演变为了敕律之争，反对者与支持者的理论之争。
由此，庙堂之上，也就有了关于阿云案的三大辩论：
其一，就是是礼大还是律大？
这一论题，本质上也就是阿云究竟是不是“妻杀夫”。
刑部的人认同许遵的观点，达成了意见一致，但太常寺和礼部的一些人却是不太认同。
主要是从“礼”的角度，阿云的叔父已经受了彩礼，阿云和韦阿大已经到了纳采的地步，构成结亲事实。
就算是阿云尚在服丧，也不影响这一事实在礼教层面被认可。
不过，这一争论水花不大。
主要是太常寺和礼部也内讧，不少人还是认为服丧钦定婚事不合礼制在先，纳采在后，两者有一定的先后顺序，许配不合礼制，也不合法。
其二，阿云算不算自首？
这一争论，根据《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各执一词，难有分说。
其三，究竟是律令大，还是敕令大？
这是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核心点，也是大理寺、刑部和其他司衙的争论核心点，也是道统之争的决胜点。
凡是政令，十之八九都是敕令。
于反对者而言，若是可借机定下律令高于敕令，也即意味着日后的变法政令都得顾忌律令的存在。
就此，反对者也算是有了尚方宝剑，可借此为由，阻挠一些不太认可的政令。
于大理寺和刑部的人而言，自然也是律令更重要。
否则，一旦有了大型案件，上头就来上一道敕令，且置依法办事的大理寺、刑部于何地？
隐形中，大理寺、刑部却是与反对者不谋而合，一起使起了劲。
于道统之争而言，其胜负已经彻底与律敕之争挂钩。
本质上，这就是释经权的争夺。
若是反对变法的大儒赢，就可以律令为尚方宝剑，稳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地位。
若是支持变法的大儒赢，就可以敕令为尚方宝剑，甚至于奉命重新编修、解读四书五经，就此开宗立派。
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莫过如是。
三大论点，争执不断，已有十余日之久。
“啧~！”
江昭拾着文书，摇摇头。
近来，关于庙堂上的争斗，他都是以裁判的角色观望一切，毫无入局的意思。
毕竟，暂理国政，主要就是裁判角色，而非参与者。
不过嘛.
要是实在争论不过，亦或是争论时间太长，江昭也唯有强权打压一波。
自从报纸发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舆论是掌握了变法者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