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北门学士辅 (3/4)

事论事的政务建议，而是直接体现了武则天（以及李瑾）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保护实干者，打击掣肘者”的鲜明立场和强硬手腕。他的“执中”调和方案，在母后和叔父的“大势”面前，显得过于“和稀泥”了。他沉默片刻，最终采纳了刘祎之的建议。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处理一桩地方纠纷，更是在维护某种政治导向和权威。

    类似的事情多了，李弘心中难免产生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感激北门学士们的辅佐，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忠诚（对朝廷、对天后）也似乎无可指摘。但同时，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框架”或“轨道”。他的意志和判断，必须在天后（以及相王）设定的政策和****范围内运行。北门学士们，既是帮助他熟悉轨道的引路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确保他不偏离轨道的监督者。这种认知，让他在倚重他们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慎与距离。

    三、 磨合与共进

    李瑾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子与北门学士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他知道，纯粹的“监视”或“控制”并非长久之计，也非他本意。北门学士应该是桥梁，是润滑剂，是帮助太子成长的助力，而非隔阂。他需要促成双方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与默契。

    一日，李瑾借商议“通才茂异科”首届开科具体细节之机，将刘祎之、元万顷等几位核心北门学士召至王府。

    “诸公辅佐太子，夙夜匪懈，辛苦了。”李瑾开门见山，“太子仁孝聪敏，然毕竟年轻，于政务生疏，于时势洞察，犹需锤炼。有诸公在侧，本王与天后，方能稍安。”

    刘祎之等人连忙躬身：“此乃臣等分内之事，不敢言劳。太子殿下勤学善问，仁德宽厚，实乃社稷之福。”

    李瑾点点头，话锋微转：“太子天性仁厚，此其优点，亦可能成为其施政之顾虑。譬如，有时过于顾及各方情面，难下决断；有时，对律法纲纪之威严，体会不及天后深刻。诸公乃天后旧人，深谙朝局，更明大势。辅佐太子，不仅在于助其处理具体政务，更在于引导其明大势、知进退、懂权衡。 此非易事，需诸公循循善诱，既不可使其失于宽纵，亦不可令其感到掣肘，失了锐气。”

    这话说得很透。刘祎之等人都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明白了李瑾的深意：既要确保太子不偏离“二圣”既定的大政方针，又要真心辅佐他成长，帮助他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执政风格，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传声筒或监视者。

    元万顷道：“相王教诲，臣等谨记。太子殿下乃国之储贰，臣等自当竭诚辅佐，知无不言。只是……有时殿下仁心所至，所虑与天后既定之策略有参差，臣等进言，亦需把握分寸。”

    “这正是诸公的价值所在。”李瑾道，“太子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事情的不同侧面。诸公熟悉天后执政之思虑，亦了解朝野之实情。当太子之见，与天后旧策或当下时宜有所出入时，不必急于否定，亦不必简单迎合。可为之剖析利害，比较短长，陈述天后当年如此决策之缘由，以及今日之情势有无变化。 最终如何决断，自当由太子裁夺。即便一时不合，只要出于公心，言之有据，天后与本王，亦能体察。储君之成长，需在思辨与实践中完成，而非一味遵从。”

    这番话，给了北门学士们更大的空间和更明确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太子的“高级参谋”和“政策阐释者”，有责任帮助太子理解政策的深层逻辑，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更成熟、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带着李瑾的这番嘱托，北门学士们再与太子相处时，心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提供“标准答案”或“天后倾向”，而是更多地引导太子自己去分析、去辩论、去权衡。

    一次，讨论到如何处置一批在“毁寺熔像”过程中，有“阳奉阴违、藏匿法器”之嫌的地方僧官。李弘觉得，首恶已惩，这些从犯或许可网开一面，以显朝廷宽大。刘祎之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问：“殿下可知，当初天后与相王为何要下决心整顿佛寺，乃至不惜‘毁寺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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