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六、重本不可轻毫末 (2/3)

光能量而已。而经此一战，匈奴再无力南侵，而是由于资源不足陷入内乱，最终同中原维持了数十年和平。

    因此，单就地力而言，中原王朝北伐最优的做法即派出尽可能少的精锐部队，缩小补给量，尽可能将阵亡将士带回长城以南，同时大力掠夺长城以北的人口和牲畜、物资，掠夺不了的也要尽力驱赶至长城—漠南一线，减少北方的地力，令其人口承载力下降，以消除威胁，方能确保数十年的和平。当然，地力同能量一样，“损有余而补不足”，永远倾向于自高处向低处流动，随着北方地力的不断缓慢涵养（经济活动、鸟类和兽类活动、水流、风沙），最终又会使草原地力恢复，从而出现新的强敌，但能够大大延缓北敌入侵的频率，为王朝争取数十年上百年的和平发展期，当比历史上北虏年年犯边的情形好多了。

    隋朝再次占据河西、河湟和西域，唐朝在此基础上将漠南整体纳入版图，创造了清朝以前中原王朝的最北边界。在盛唐的开拓下，漠北一度都被安北都护府所辖。但是，短期的统治并不能为帝国长期的安全提供保险，随着武周政权乱政、后突厥帝国再次兴起，漠北草原丢失；而后安史之乱，回纥人占据阴山受降城，吐蕃人占据河西陇右，漠南、西域等地亦沦陷。当北方土地不稳定、北方边界不固定时，将长城南北当做“一家人”，终会为己埋下隐患。而唐一朝虽北伐次数极少，仅知名的李靖夜袭阴山等军事行动也都是小股精锐奔袭掏心，造成的土地物质损失极其有限。这也再一次表明了对北方敌人实施该战法的有效性，同时，盛唐的烟消云散也再一次证明了地力的重要性。当中原历经开元盛世造就的人口、物质大爆发，土地肥力和亩产也不可避免地再次下降，最终使国家实力无法承受北军南侵。因此，即便是统一的国家、自己的国土，也有基本盘和边境之分，更遑论羁縻地区、藩国等高度自立的地区了。在兴盛时期，帝国亦应居安思危，尽力增加基本盘的地力，同时加快同化边境和羁縻地区的人口，令其逐步变为基本盘（如明清改土归流使云南、贵州成为华夏基本盘）。

    南北两宋的主题是“掠夺”，即过于强大的北军南下，使身处南方的帝国风雨飘摇，而北军每一次南下劫掠，都会造成土地物质向北流失，不过，女真战士和蒙古战士的战斗力举世闻名，金国人按照记载应为类似斯巴达三百勇士那种战士，死战不累不退，一支部队能消耗宋军十支；蒙古大军更是鞭笞全世界，中亚、阿拉伯、斯拉夫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相继被其彻底摧毁，未赶上近代化的列车。若非南宋时期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帝国的周期性弱化，以及航海业兴盛使海上渔业成了陆上土地物质的有力补充，以两宋的小体格很难撑上近三百年。另一方面，两宋始终在贯彻华夏文明自北向南拓展农耕基本盘的进程，继衣冠南渡和唐末江淮流域安定爆发之后，第三次向南拓展基本盘即在两宋时期，四川、湖广（湖北加湖南）和浙江、福建地区涌入大量汉人，使其迅速成为农耕产粮之地，这些新开拓的农地提供了海量的土地物质，无形中延缓了地力不足的趋势。至于两广和云贵，则要等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完成之后，才能彻底变成基本盘了。

    明朝对于土地物质的特点是“北维持、南拓展”。在北方，明军谨守长城一线，设立了九边军镇。每年，明军阻止蒙古人南下的一大制度为“烧荒”，即在夏秋干燥之际将长城沿线数公里至十余公里内的草原全部点燃焚烧殆尽，以阻止鞑靼、瓦剌人南下占据草场放牧，将长城以北一线变为南侵的基地。烧荒使蒙古人南下要通过一段“无草区”，增加了其入侵难度，但从土地物质方面看，对地力的维持没有任何帮助，仅仅是烧掉了一年的太阳能量而已，土地物质依然存在，第二年还是能够长出牧草。年年烧荒，不过扬汤止沸而已。在南方，与上文宋朝提到的类似，明朝通过改土归流和移民实边（如册封沐氏镇守云南），将两广彻底变成华夏农耕基本盘，将云贵开始纳入基本盘。虽经杨应龙之乱、奢安之乱、蒙自之乱等反复，至清朝雍正年间，中央帝国还是艰难地完成了改土归流，使我国现在版图的最南端成为了安全稳定、产出良好的大后方。而越南地区在明朝曾短暂收复，清朝由于要维持“满汉蒙三族基本盘平衡”，未继续向越南和中南半岛挺近，未占据一年三熟的产粮区，实为农耕华夏帝国的巨大遗憾。

    若想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在人口、物质注定大爆发的背景下尽力维持土地肥力，方能延缓王朝寿命。而土地物质的消长需要从贸易、战争、拓殖等一系列国策中体现。一是尽量多出口瓷器、铁器等不消耗地力的商品。以不含肥力的高岭土、铁矿石换取外汇，进行货币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土的土地物质流失。二是适当出口丝绸等占地力小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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