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章：寒梅落尽 (1/2)

　　    一九五七年的冬，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凛冽。湘潭乡下那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里，寒气如同无孔不入的细针，穿透糊着旧报纸的窗棂，扎在人的骨头上。林婉茹躺在铺着薄薄稻草的板床上，身上盖着那床补丁摞补丁、几乎辨不出原本颜色的棉被，剧烈的咳嗽让她单薄的身躯蜷缩成一团，每一次喘息都带着破风箱般的嘶鸣，苍白的脸上泛着不祥的潮红。

    “反动家属”的标签，像一道沉重的枷锁，不仅压在她的身上，更笼罩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十六岁的谢继远和十三岁的谢晓霜。曾经那些亲切的邻里目光，如今大多变成了避之不及的闪烁与冷漠。丈夫谢文渊牺牲的消息，组织上曾以“因公殉职”的名义内部传达并给予了追认，但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渲染和这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下，这“烈士”的身份也变得模糊而敏感起来，甚至成了某些人攻击她“立场不坚定”、“与台湾有说不清关系”的“罪证”。持续的批斗、无休止的审查、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内心深处对丈夫下落的无尽牵挂与悲痛，早已将这位曾经坚强干练的女军医、地下工作者，折磨得油尽灯枯。

    “妈，喝点热水。”谢继远端着一个粗陶碗，小心翼翼地扶起母亲。少年早熟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忧虑，手指因常年干粗活而显得粗糙。妹妹谢晓霜则红着眼眶，用一块湿布轻轻擦拭着母亲额头的虚汗。

    林婉茹勉强喝了一口，水温似乎稍微熨帖了肺腑间的灼痛。她看着眼前一双儿女，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与难以释怀的牵挂。她颤抖着伸出手，从贴身的衣袋里，摸索出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本边缘已严重磨损、烫金字体也暗淡了许多的《宣言》。封面上，还隐约可见一点深褐色的、早已干涸的血迹——那是多年前战火纷飞中留下的印记。

    另一样，是一张手工绘制、折叠得整整齐齐、但纸张已泛黄脆弱的台湾地图。地图上，在台北市区的某个位置，用极细的笔尖画了一个小小的、不规则的圆圈，旁边用蝇头小字标注着“槟榔树叶”。那是她根据丈夫生前偶尔透露的、与陈瑞生相关的零星信息，结合自己的推测，默默记下的可能联络点标记。这是她深藏心底、从未对任何人言说的执念，也是她对丈夫未竟事业的无声延续。

    “继远，晓霜……”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眼神却异常清明、坚定，“你们……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是顶天立地的……革命者……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牺牲的……你们的父亲……在那头……望着长江……”

    她将《宣言》郑重地放到谢继远手中：“这本书……是信仰……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丢……”

    然后，她将那张台湾地图，轻轻放在谢晓霜的手心，目光深邃地看着女儿：“这个……你收好……将来……若有可能……要找到……你父亲……和他未完成的……事……”

    她没有明说“事”是什么，但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燃烧着对统一大业至死不渝的期盼。

    “妈……”谢晓霜的眼泪终于决堤，紧紧攥住了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地图。

    林婉茹似乎完成了最后的心事，长长地、极其缓慢地吁出了一口气，目光渐渐涣散，望向那破旧的、结着蛛网的房梁，仿佛要穿透这陋室的阻碍，望向南方，望向那片丈夫最终陨落的海峡。

    “文渊……我……来了……”她嘴角牵起一丝极其微弱的、近乎虚无的笑意，带着无尽的思念与解脱，缓缓闭上了眼睛。那只一直紧握着儿女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一九五八年春寒料峭时，林婉茹，这位默默承受了太多苦难与不公的女性，在湘潭乡下的寒舍中，溘然长逝。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闻讯悄悄赶来的、少数几位尚存情谊的老战友，在一片肃穆与悲愤中，将她安葬在一处可以遥望南方的荒僻山坡上。

    也就在林婉茹病重与离世的这段日子里，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浪潮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