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暗流初涌 (1/2)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太岳山区，层林尽染，本该是丰收与静谧的季节，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往日战火硝烟的紧张。这种紧张，源于胜利之后更为错综复杂的暗流。

    谢文渊站在新近收复的县城城墙上，俯瞰着脚下渐渐恢复生气的街巷。商铺重新开张，小贩的吆喝声、孩童的嬉闹声混杂在一起，久违的市井烟火气令人恍若隔世。城墙垛口上残留的弹孔，以及远处几处尚未清理的废墟，却又无声地提醒着人们，和平的表象之下，创痕犹在。

    他刚刚主持完一场联合政府筹备会议，与会者除了新四军、八路军代表，还包括本地开明士绅、原伪政权中愿意弃暗投明的人员，甚至还有两位国民政府方面派来的“接收大员”。会议桌上的气氛，远比战场更为微妙。各方言辞客气，笑容可掬，但在涉及政权组建、武装整编、物资分配等实质问题时，那客气笑容背后的算计与角力，几乎凝成实质。

    “谢参谋长，贵军浴血抗战，功在民族，兄弟钦佩之至。”那位姓王的国民政府专员端着茶杯，语气温和，眼神却锐利，“不过嘛，如今抗战胜利，国家亟待重建，政令军令统一乃是当务之急。关于本县保安团的整编和防务交接，还望贵方能够顾全大局，遵照中央指令行事。”

    谢文渊不动声色地放下手中的文件，迎上对方的目光：“王专员，抗战八年，是我敌后军民与正面战场将士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太岳地区的安定，是无数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这里的武装和政权问题，自然需要考虑到这段历史和现实的民众基础。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但也必须确保抗战成果真正属于人民，防止有人摘桃子，甚至让压迫人民的势力卷土重来。”

    他的话语平和，却字字千钧，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会议室内一时静默，只有茶杯盖轻碰的脆响。

    这样的交锋，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已在不同层面、不同地点反复上演。日本宣布投降的狂喜过后，严酷的现实迅速摆在面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援助下，正日夜兼程地向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推进，试图“接收”广大沦陷区。而***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迅速行动，收复了大量中小城镇和乡村。双方在接触线上，摩擦与冲突的传闻日渐增多。

    回到分区指挥部（已迁至县城原日军指挥部旧址），谢文渊立刻召集核心干部开会。油灯下，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谢文渊开门见山，“老蒋一边邀请毛**去重庆谈判，一边加紧调兵遣将。和平的呼声很高，但内战的危险一天比一天大。我们不能被和谈的烟雾迷惑，必须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参谋长，国民党那几个‘接收大员’，明摆着就是来抢地盘、夺权的！跟他们还有什么好谈的？”一位性情耿直的团长愤然道。

    “谈，还是要谈。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揭露对方、教育群众的方式。”谢文渊冷静地分析，“但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壮大自己、巩固根据地上。部队不能松懈，要利用相对和平的间隙，加强军事训练，特别是攻坚和城市作战。民兵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形成主力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战斗体系。基层政权建设要加快，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土改试点，让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更重要的是情报工作。要严密监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掌握其战略意图。对我们控制区内的敌特分子、顽固势力，要坚决打击，不能让他们成为内应的隐患。”

    一系列指令迅速下达。太岳分区这台战争机器，在短暂的胜利休整后，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只是斗争的形式，已从明刀明枪的抗日，转向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条战线交织的更为复杂的局面。

    夜深人静，谢文渊独自在办公室处理积压的文件。窗外，秋虫啁啾，月光如水银泻地。他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林婉茹的信。信是半月前收到的，她已随一批中央干部离开延安，前往华北某新解放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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