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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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赵充国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余年而羌人复反，吾故曰：难乎其为继也。当充国时，求战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竞者阅二十年，而皆已衰老。

    后起之胡雏，未尝躬受挫抑，将曰：汉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于我，前人无能为而受其困，我别有以制汉而汉穷矣。藉令充国未老，天子终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锐师以继之于挫折之余，而辛武贤之徒弗能也。

    外忌充国之功，而内实私幸之以偷安。故冯奉世曰：“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彡姐骄狂而骤起，实有由来矣。”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

    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万全之道也。过此而彡姐踵乱，非先零比矣。一起一败而不能无疑畏焉。已尽之炷，狂焰一熺而膏不给，胜则前，败则降，习先零故事，而无致死之心，是其必当勦除也明甚。

    故奉世决于大举，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盖与充国之策异术而同功。奉世不可师充国之守，充国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时度敌而善其操纵，其道一也。

    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陇，于长安为肘腋；力虽小而骄之则大，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纥、宋之元昊已也。迨乎东汉，幸而都雒耳；使都长安，庸臣师玄成、郑弘之说，茸闒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汉其亡于羌乎！

    奉世翦之于始，张奂、段颎夷灭之于后，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其后虽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刘、石之余而不敢起。垂至于今二千年，秦、陇、河、岷、阶、文之间，严险瓯脱而防闲不设，则二汉之猷远矣。

    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

    四

    贡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汤，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

    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间游息之下，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茬弱之哀公，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夫岂不达于时变哉？

    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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