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市舶司林立 (2/3)

bsp;   3. 官督民办，鼓励海商： 鼓励民间资本组建船队，赴海外贸易。市舶司负责发放“出海公凭”（类似贸易许可证），规定航行路线、往返时限，并可根据船队规模，派水师士卒随船护航（收取护航费）。船队返回，须先至发证市舶司报到，接受查验、纳税。同时，设立“保舶”制度，由实力雄厚的海商或商行为出海船队作保，确保其不违禁、不夹带、按时返航纳税。

    4. 设立栈场，规范交易： 在市舶司管辖区域内，设立官营的“栈场”（仓库、货栈）和“互市场”。番商货物可存入栈场，由官方提供保管、评估、翻译、中介服务，收取栈租、牙钱。交易在互市场公开进行，减少欺诈。市舶司还负责调解番汉商民纠纷，维持市场秩序。

    5. 招徕与保护并重： 善待番商，保护其合法财产与人身安全，允许其在指定“番坊”居住、经营，甚至与唐人通婚（所生子女需入唐籍）。但对违禁贸易（如兵甲、铜钱、人口走私）、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鼓励番商带来新作物种子、珍奇动植物、书籍、工艺技术，可酌情减免税收，甚至给予奖赏。

    6. 水师护航，打击海盗： 强化沿海水师力量，明确其护航商船、清剿海盗、巡查走私的职责。将水师活动与贸易航线紧密结合，保障海道畅通安全。

    7. 信息汇集，绘制海图： 各市舶司需详细记录往来船舶、货物、商人、航线信息，定期汇总至中央（李瑾建议由户部与格物院地舆馆共同管理），用于分析贸易流向、制定政策，并不断修订、完善海图。

    这份奏疏，实际上勾勒出了一个早期近代海关与海外贸易管理体系的雏形，其核心是将海外贸易从“怀柔远人”的政治附属品，提升到“经略海疆、充实国用”的国家战略高度，并以制度化、透明化、利益导向的方式进行管理。

    争论异常激烈。反对者攻击此举是“与民争利”、“启商贾奢靡之风”、“使天子有言利之讥”，更担心市舶使权力过重，形成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利窟”，尾大不掉。支持者则列举前代市舶之利，强调如今水师强盛、海船坚固，正宜开拓。武后最终乾纲独断，支持了李瑾、刘仁轨等人的主张。她敏锐地看到了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对皇权的巩固作用——一个由中央直接控制、能带来稳定巨额收入的市舶系统，无疑能增强朝廷的财政力量，削弱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

    麟德十三年初，诏令颁行天下。以广州为模板，扬州、泉州、明州、交州四处，迅速开始筹建新的市舶司。朝廷选派了一批被视为“能吏”、“干员”且相对清廉的官员出任首届市舶使，并抽调户部、工部、水师相关人员辅助。刘仁轨被任命为“东南诸道市舶、水陆转运、沿海防御制置使”，总揽东南沿海市舶、水师及与海外相关事务，驻地广州，显示出朝廷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新政推行，绝非一帆风顺。广州旧有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官吏、地方豪强、与番商勾结的“揽头”）对新政阳奉阴违，甚至暗中阻挠。新设立的“看验所”评估货价，触动了他们低报价格、从中牟利的奶酪。规范的税收和“公凭”制度，让走私变得困难。一些习惯了混乱中捞取好处的番商“纲首”也感到不便，抱怨“规矩太多”。

    广州新任市舶使崔浞，是一位出身河北、曾担任过县令、州司马的干练官员，以不畏豪强、精于计算著称。到任后，他雷厉风行。首先，他请刘仁轨调派一队水师精锐，以“整肃港口、缉拿私枭”为名，进驻广州港，震慑宵小。接着，他公开颁布《市舶则例》草案，召集番汉大商，听取意见，稍作修改后便明文张榜，严格执行。对于几起试图贿赂评估牙人、夹带违禁品（主要是铜钱和生铁）的案件，他果断处置，涉案唐商抄没家产，番商驱逐出境，永不允入唐贸易，涉案官吏杖责流放。此举迅速树立了新市舶司的权威。

    同时，崔浞也展现出灵活变通的一面。他简化了部分繁琐手续，提高了验货效率；对于按时纳税、诚信经营的大商，给予“优舶”称号，可享受优先泊位、快速通关、税额九折等优待；他还组织番汉商人联谊，由市舶司出面担保，促成了一些大宗长期合约。新的官栈和互市场建成后，交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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