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白江口旧恨 (2/4)

    “白江口！” 几位宰相心头都是一震。那是龙朔三年（663年）的旧事，距今已二十余载。当年，倭国倾举国水师，联合百济残部，与唐朝、新罗联军大战于白江口（朝鲜半岛锦江入海口），结果被唐将刘仁轨、刘仁愿等率领的唐军水师大败，四百余艘战船焚毁沉没，海水为之染赤。此战彻底粉碎了倭国干预朝鲜半岛的野心，奠定了此后一段时间东北亚的格局，也迫使倭国在此后二十余年里，对唐朝保持极度恭顺，不断遣使学习。

    “白江口旧恨……” 李敬玄沉吟道，“时过境迁，旧事重提，以作出兵之名，朝野恐有非议，谓我朝翻旧账，欺凌弱国。”

    “旧恨？” 李瑾冷笑一声，走回案前，拿起一份他事先准备好的卷宗，“李相，此非旧恨，实乃倭国累世不臣之铁证！我早已命人查阅馆阁旧档，汇集倭国自前隋以来，种种狂悖、不敬、乃至侵扰之行迹。”

    他翻开卷宗，朗声念道：“前隋大业三年，倭国遣使小野妹子至隋，其国书竟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狂妄无礼，隋帝不悦。此为其一。”

    “前隋时，倭国曾暗中支持高句丽，阻挠隋军，其心可诛。此为其二。”

    “国朝初年，倭国与百济、高句丽暗通款曲，屡有使者往来，图谋不轨。贞观年间，其国更收留高句丽、百济逃亡贵族，阴蓄异志。此为其三。”

    “至龙朔年间，其国竟敢悍然发兵数万，战船千余，渡海与百济残部勾结，公然与我天朝为敌，白江口一战，焚我战船（唐方亦有损失），杀我将士，其罪滔天！此为其四！”

    “白江口败后，其国虽表面称臣，然自称‘天皇’，用我年号、官制，却行自立之实，国中常以‘神国’自诩，轻视华夏。此为其五。”

    “如今，见我新灭高句丽，不思加倍恭顺，反生异心，停派遣使，整顿水师，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此为其六！”

    李瑾合上卷宗，目光扫过众人：“有此六条，倭国之罪，罄竹难书！白江口之役，非是旧恨，乃是其累累罪行中最为昭彰之一件！其国非但未曾真心悔过，反因我朝宽仁，变本加厉！今高句丽既平，安东新设，海疆之安，关乎东北大局。倭国孤悬海外，若任其坐大，与朝鲜半岛之新罗（需警惕）、百济遗民，乃至沿海不安分之徒勾结，则必成我朝心腹之患！今日其敢停派遣使，明日就敢侵扰新罗，后日就敢寇我登莱！岂可因大海阻隔，便养虎遗患？”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转为沉痛激昂：“诸位试想，白江口一战，我大唐多少忠勇将士，血染碧波，埋骨异域？彼时先帝（太宗）在位，犹以此为大憾！今我朝国力之盛，军威之强，远胜昔日。高句丽此等陆上强国，数月而平。倭国，一海岛小邦，仰我鼻息而存，竟敢效尤高句丽，行悖逆之事！若不以雷霆之势，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则白江口殉国之将士英灵何安？则四夷观之，岂不以为我大唐可欺？则后世史笔，将如何评说我等当国之人，畏缩苟安，坐视海疆不宁？！”

    这一番话，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尤其是提到白江口殉国将士，更是让在座众人动容。郝处俊拍案而起：“太子太师所言极是！倭国恶行累累，今又自绝于天朝，若不征讨，何以告慰先烈？何以震慑四夷？老臣愿附议，请陛下、天后下诏，明数倭国之罪，兴问罪之师！”

    李敬玄和薛元超对视一眼，也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决断。李瑾的论述，已将倭国问题从简单的“遣使礼仪”之争，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历史旧账、天朝威严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将倭国与高句丽类比，指出其潜在威胁，极具说服力。在唐朝刚刚取得灭国大胜、国势如日中天的背景下，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强势思维，很容易获得共鸣。

    “太子太师思虑周全，老臣亦以为，倭国之事，不可姑息。” 李敬玄缓缓道，“然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需整顿，战舰需修缮，粮秣需转运，天时需择取。更需详探倭国山川地理、兵力部署。非有万全准备，不可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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