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瑾倡百家鸣 (2/3)

; 这番话，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经学诗赋为正途的士林氛围中，可谓别开生面，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场的许多年轻学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过实干出人头地的士子，却听得心潮澎湃。长期以来，他们被束缚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注疏和精雕细琢的诗赋格律中，虽然熟读圣贤书，却对如何实际治理一方、解决具体问题感到茫然。李瑾的话，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李瑾还鼓励学官们开设一些“杂学”讲座。起初响应者寥寥，毕竟这与主流学风不符，也缺乏“名师”。但李瑾身体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从政、治军、理财的丰富经验，以及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在崇文馆开设了一系列“时务讲座”，每半月一次，题目诸如“论漕运利弊与改进”、“边镇屯田实边之策”、“钱帛兼行与物价”、“蕃情分析与边事应对浅谈”等。讲座不重虚文，只讲实际，分析问题，提出对策。消息传出，不仅国子监、弘文馆的学生趋之若鹜，许多年轻官员乃至一些对实务感兴趣的中低级官员，也纷纷前来旁听，常常座无虚席，甚至需要提前占位。

    这些讲座的内容，经过整理，部分被允许在《大唐报》上刊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渐渐地，在两京的士人圈子中，谈论“实学”、“时务”成为一股新的、不那么主流但颇具活力的风尚。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如兵部侍郎裴行俭（善于用兵、通晓蕃情）、将作监的能工巧匠（擅长工程）、户部精通钱谷的吏员，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

    当然，李瑾的这种倡导，并非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武则天——事实上，只要李瑾不公开质疑崇佛，不影响朝政大局，不挑战她的权威，武则天对李瑾这些“务实”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甚至乐见的。毕竟，一个高效、务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僚体系，对她的统治同样重要。真正的阻力，来自固守传统观念、以文学经术为晋身正途的守旧派士大夫。

    一些清流言官，如右补阙朱敬则，就曾上疏，委婉地批评这种“重术轻道”、“舍本逐末”的倾向，认为“朝廷取士，当以德行为本，经术为先。今有司或重簿书期会，或奖巧技工算，恐长浮薄竞进之风，有损敦本崇儒之化”。对此，李瑾的回应是，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朱补阙所言，持正之论也。德行经术，固为根本。然则，牧民理政，非空谈可成。通晓钱谷，方能裕国；明习律令，方可断狱；知晓边情，方能御侮。此非‘末技’，实为‘经术’之用也。二者本为一体，不可偏废。朝廷取士，自当德才兼备，经世致用。”

    他巧妙地将“实学”纳入“经术之用”的范畴，既肯定了传统价值观，又为自己倡导的务实之学争取了空间。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未加干预，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李瑾的解释。

    另一阻力，则来自佛、道势力。佛教方面，虽然目前得势，但一些高僧对李瑾倡导的、明显更重现实功利、与佛教出世思想有别的“实学”风气，内心并不以为然，只是碍于李瑾位高权重，且未直接攻击佛教，不便多言。而道教方面，在官方支持减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反而从李瑾“百家鸣”的主张中看到了一丝机会。既然“独尊儒术”（实际是“崇佛”）的局面被打破，那么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农家等思想，是否也能在“实学”的旗帜下获得一席之地？一些不得志的道士，或对丹鼎符箓兴趣不大，反而对天文、历算、医药、地理有研究的道家学者，开始尝试与李瑾倡导的“实学”圈子接触。

    麟德四年夏，在国子监一次关于“水利与农政”的辩论中，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位来自嵩山、精通地理堪舆的道士，与一位工部的水部员外郎，就某地水渠改建方案争论不休。道士引述《山海经》及道家风水理论，论述地形水脉；员外郎则依据实际勘测数据和前代治水经验，提出工程方案。双方各执己见，引来众多学子围观。最后，是李瑾出面调和，他肯定了员外郎方案的数据详实和可行性，同时也指出道士对当地地质水文的独特观察（源于其多年游历勘验）亦有参考价值，建议结合两者之长，进一步完善方案。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也让人看到，在“实学”的框架下，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或许可以找到共同语言，解决实际问题。

    李瑾深知，要真正扭转数百年来形成的重文学经术、轻实用技能的社会风气和士人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崇佛”和“重释经典”这两股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浪潮旁，开辟一条不那么显眼但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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