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文章定是非 (2/4)

、“天后与梁国公私会”的荒谬谣言。报道边疆小胜、良吏擢升、新农具推广、惩处奸商，则满足了百姓对“国泰民安”、“善恶有报”的基本期待，也展示了朝廷“在做实事”的形象。

    为了让报纸更具可读性，李瑾还授意加入了少量经过审核的、各地奇闻轶事（如某地瑞麦生双穗、孝子寻亲千里等），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劝学、劝善小故事。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不署名的短评，以“或问”起头，谈论“为政之道，在务实，不在虚文；在利民，不在祥瑞”，虽未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近来愈演愈烈的“祥瑞”虚浮之风，以及借此攻讦实干之臣的现象，发出了不同声音。此文经过政事堂合议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因其未直接攻击“洛水瑞石”，只是泛论，且在李瑾坚持和皇帝、天后最终首肯下，得以刊出。

    《大唐报》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流，注入了被“祥瑞”颂歌和污秽流言搅得有些浑浊的舆论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底层士人而言，这份由朝廷官方发布、内容新鲜实在、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报纸，远比那些玄而又玄的“天启”和荒诞不经的“宫闱秘闻”更有吸引力，也更具可信度。茶余饭后，人们开始议论《大唐报》上又说了什么新鲜事，哪里的水车好用，哪个贪官被惩处了，边关又打了什么胜仗。那些关于“二圣”的龌龊流言，虽然仍未绝迹，但在《大唐报》持续不断、铺天盖地的“事实”面前，其传播市场被明显挤压，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当报纸上不时出现“梁国公今日于兵部与诸将议陇右防秋事宜”、“天后召见户部侍郎，询问江淮漕运”这类具体到日期的行程报道时，那些“深夜私会”的谣言，显得愈发苍白可笑。

    当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也随之而来。

    一些守旧官员，对将朝廷政事、官员考评（哪怕是正面报道）如此“张扬”地刊印出来，公之于众，深感不安，认为有损朝廷威严，易启“刁·民”议论之端。某位御史便上疏弹劾，称《大唐报》“淆乱体制，将庙堂之事播于市井，使胥吏贩夫妄议朝政，非国家之福”。

    对此，李瑾早有准备。他在朝会上从容应答：“《大唐报》所刊，皆为陛下德政，朝廷善举，忠良事迹，民生要务。使百姓知朝廷之所为，明陛下之仁德，晓大义之所在，何来淆乱之说？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迹，见不得光，只宜藏于深宫，不足为百姓道耶？至于妄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正道信息导之，犹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谣言横生。今《大唐报》出，市井多议农时、边功、良吏，岂不比议论那些无根流言要好？”

    皇帝李治近来因《大唐报》内容正面，且其中多有颂扬他“龙体渐安”、“勤政”之语，龙心甚悦，加上武则天也认为此报利于掌控舆论、彰显治绩，故对李瑾多有支持。那御史的弹劾，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些反对者，则来自许敬宗、李义府阵营内部。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大唐报》的创办和主导权掌握在李瑾手中，虽然每期关键内容需经政事堂合议和帝后御览，但日常运作、稿件遴选、版面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选拔的“报局”人员把控。这等于在官方舆论场中，开辟了一个不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更让他们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向《大唐报》渗透，或推荐“自己人”进入报局，或试图施加影响，要求在报上多刊载颂扬“洛水瑞石”、“圣母临人”的文章，甚至隐晦地攻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大臣。

    对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在次要问题上可妥协。对于要求大量、直接颂扬“圣母”的文章，他以“报纸贵在务实，祥瑞之事已有专文颂圣，不必每期重复，以免百姓生厌”为由，适度控制数量和篇幅，更多地将“圣母”的德行与“勤政爱民”的具体事迹结合起来报道。对于试图塞人进来或干涉具体编务的，则以“报局初创，人员贵精不贵多，且陛下、天后有旨，编务需由报局据实拟定”为由，委婉而坚决地抵挡回去。同时，他也不吝在报上刊登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门下属下的一些政策建议（只要确实有益），或他们经办的某些“政绩”，以示合作姿态，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报道上。一期《大唐报》在“良吏风范”栏目，报道了洛阳县尉袁恕己不畏强权、秉公处置一宗涉及某关陇世家子弟的伤人案。报道本身客观平实，只是陈述事实。但见报后，该世家通过关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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