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孤臣热血赴帝京 (3/4)

在的事呢？

    一股深重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他的心灵。那刚刚燃起的火苗，在自我质疑的冷风中，忽明忽灭。

    四

    广州丁府，书房。

    丁惠康读电文的方式，与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没有激动，没有踱步，甚至没有太多表情变化。他只是将刊载电谕的报纸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剪报册，将这一页小心地剪下来，贴在册中“戊戌年”的标签下。旁边，已经贴有关于“诏定国是”前后各种评论、官员反应的剪报，以及他自己用红笔做的简短批注。

    做完这些，他坐回书案前，铺开一张纸，开始逐条分析电文：

    “一、‘圣贤义理植其根本’——门面语，为减少阻力，不得不言。然与‘博采西学’并列，内在矛盾已显。新旧根本之争，恐贯穿始终。

    二、‘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切于时务’四字是关键，亦是限制。何谓‘切’？由谁判定？恐最终流于军事、技术等‘用’的层面，而回避政体、法律等‘体’的变革。

    三、‘实力讲求’、‘毋竞腾其口说’——此点最切中时弊，亦最难。朝廷上下，惯于空谈、敷衍、揣摩上意。欲践行‘实力’二字，需有懂‘实力’之人，有鼓励‘实力’之制度，有承担‘实力’失败之魄力。目前未见。

    四、‘通经济变之才’——人才何来？现有科举士子，能通‘经济变’者几何？新式学堂甫创，远水难救近火。此乃最大瓶颈。”

    写罢，他放下笔，对自已的分析又回味再三。没有欢呼，只有深深的疑虑。

    父亲丁日昌当年兴办洋务，何尝不是想“实力讲求”？但掣肘之多，阻力之大，最终许多宏图化为泡影。如今皇上雄心勃勃，欲行比洋务更深刻之变法，所面对的是比当年更顽固的守旧势力、更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一个摇摇欲坠的财政体系。

    他走到窗前。广州城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珠江上船只往来如梭，一片兴旺景象。但这表面的繁荣，能支撑得起那样一场涉及整个帝国筋骨的重构吗？

    他想起了湖南的谭嗣同、陈三立，此刻他们必定欢欣鼓舞，准备大干一场。想起了上海吴保初北山楼沙龙里的各种激烈争论。他们的热情是真的，忧患是真的，但这份电谕所开启的道路，其复杂性、艰巨性、危险性，恐怕远超他们的想象。

    “变法……”丁惠康低声自语，“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之中国，疾在何处？”他引用的是《扁鹊见蔡桓公》的话。

    在他看来，这份电谕，或许是一剂猛药。但若诊断不清病根所在，药不对症，或病人体质太虚，这剂猛药非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加速其亡。

    他最终没有给任何朋友写信表达看法。他将那张留有逐条分析的纸片夹入了剪报册，然后转身走向他的实验室。那里，显微镜下的世界、化学反应的规律、机械图纸的线条，依然清晰、确定、遵循着亘古不变的法则。与外面那个因一纸诏书而沸腾、而算计、而恐惧的混沌人间相比，这里让他感到安宁。

    但他知道，这份安宁是暂时的。时代的巨浪，终将拍打到每一处看似平静的港湾。

    五

    数日后，长沙小东街的院落。妻子李闰默默地为谭嗣同整理行装。衣物、书籍、文稿……她整理得一丝不苟，动作轻柔，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谭嗣同站在她身后，看着妻子单薄的背影，喉头滚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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