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集权的顶峰 (3/4)

三人，把它设立在内廷的一个小房子里。

    这个时候，胤祥从担任“总理事务”的大臣以来，处理京畿的水利颇为有效，奉了雍正的命令，主持支援西北军务的事务。换句话说，这军需房本来就是为胤祥而设立的，张廷玉和蒋廷锡是两个得力的助手，蒋廷锡又是当时的户部尚书，没有这个管钱的，打仗还谈什么呢，所以也被调到军需房办公。

    在雍正八年，军需房改为军机房，胤祥也在这年五月病逝，军机处只剩了张廷玉和蒋廷锡二人，到了雍正十二年，才加进来鄂尔泰，作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来贵州总督的哈元生，这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贵州苗民反抗再起，他只得回到原任继续主持事务。

    军需房确实是一开始为胤祥设置，但军机处升为实际的内阁，并且夺走了内阁实际的权力，这却是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的建议是只要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疏，分成两类。涉及到普通政务的称为“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为“摺（zhe）”。疏呢，由通政司进行收进，交内阁票拟；摺呢，不用通政司，而用“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指，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直接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力图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了张廷玉的建议，由此开始，军机处成为了全国最高和最重要的部门。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伴办公。张廷玉自己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张廷玉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承雍正的旨意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要向雍正解释奏章与“内阁票拟”的内容，等候雍正“乾纲独断”。

    但是在如此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制之下，“会议”这种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五大臣、十札尔固齐。皇太极的时候将理政听讼大臣增加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

    入关后，清承明制，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九卿呢，并不只是当初的太常寺、鸿胪寺等等，还包括六部的尚书。科道呢，就是都察院之下的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

    遇到大官被弹劾或者对外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要交给“王大臣”去讨论，讨论后用书面报告给皇帝，皇帝来做最后的决定。

    雍正我们之前说过能力极强，甚至在人事角度，对于其父玄烨和儿子弘历要优秀不少，不仅对全国政务了如指掌，而且很知道底下各督抚的能力如何，时常赏识一些督抚以下的小官。

    各督抚之中，例如李卫啊、田文镜啊、王士俊啊这些，都是小官。

    李卫之前说过，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初不过是个户部郎中，不到三年，雍正赏识他成为了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为浙江总督，雍正十年以后，升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呢，汉军正黄旗人，和李卫同为捐班出身，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也确确实实有刻薄的一面。

    王士俊出身正途，是个翰林，一直被雍正提拔为“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在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本以弹劾田文镜而出名，但是在继任后，作风和田如出一辙。

    田和王二人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田文镜急于求治，雷厉风行，州县官员呢，被迫于二人的政令，让人民按亩征税，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也要收税。

    二人敢于干事而且不贪污，这也是事实，田文镜在清查山东钱粮的时候，查出亏损二百余万两，向雍正报告说是因为“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能力按年交纳清楚。

    火耗和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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