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姐妹协商，制定清晰的赡养规则 (2/3)

nbsp;“我同意。” 张艳红也坐正了身体，思路被带动起来，“经济支持必须固定化、透明化、无弹性。我们可以提供远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甚至堪称优渥的固定生活费，涵盖他们的衣食住行、日常医疗、基本的文化娱乐。但必须是‘固定’的，按月支付，直接打到专用账户，由我们委托的可靠第三方（比如李律师的事务所或专门的信托机构）管理。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但除此之外，我们不接受任何额外的、计划外的经济要求。亲戚人情、非必要的医疗、大额消费，除非是极特殊情况并经过我们核实批准，否则一律不予支持。”

    “医疗是重点。” 韩丽梅在“医疗”一项下面划了线，“生老病死，无法避免。我们可以承诺，承担他们合理的、必要的医疗费用。但必须有清晰的界定：什么是‘合理必要’？必须有三甲医院的正规诊断和治疗方案，费用实报实销，但需经我们指定的第三方审核，避免过度医疗或被误导购买昂贵的保健品、非正规疗法。我们可以为他们购买高端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大部分风险。但超出保险和‘合理必要’范围的，除非是不可抗力的重大疾病，否则不予支持。这一点，必须事先白纸黑字，和医疗委托书一起，跟他们、也跟管理方说清楚。”

    张艳红补充道：“还有居住。他们现在住的老房子，我们可以出钱进行适老化改造，确保安全舒适。如果他们想去养老院，我们可以支付高端养老院的费用。但如果他们提出要来南方和我们同住，或者要求我们在南方给他们买房，必须明确拒绝。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空间，需要绝对的保护。探望，可以，但必须是短期，住酒店或我们提供的临时住所，时间、频率由我们主导。”

    韩丽梅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沟通方式也需要规范。过去他们随时可能打电话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话题常绕到要钱或抱怨上。以后，指定李律师或者我们的一位生活助理作为主要联系人。日常问候、事务沟通，通过他们。除非紧急情况（需明确定义何为‘紧急’），否则不直接打我们私人电话。我们可以定期（比如每季度或每半年）通过视频或电话与他们沟通一次，了解近况，但时间和时长需事先约定，话题需有边界。”

    她停下笔，看向张艳红：“情感上，我们无法强求，也无需假装。保持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在生日、重要节日送上礼物和问候，尽到法律和道德要求的基本人道责任。但亲密、依赖、无话不谈……那不再可能，也不在我们的义务范围内。我们必须从心底里接受这一点，并且让他们也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情感能量，应该留给彼此，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比如‘丰隆’，比如‘建国基金’，比如我们自己的生活。”

    张艳红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仿佛要将胸中最后一丝郁结和不确定都排出体外。“我明白。清晰，就是最大的善意。模糊地带，才是滋生期待、误解和痛苦的温床。我们把规则定清楚，他们知道底线在哪里，能期待什么，不能期待什么。我们也能从无休止的情感消耗和道德绑架中解脱出来，用更平静的心态去履行该尽的责任。”

    “规则需要书面化。” 韩丽梅合上笔记本，做出了决定，“请李律师起草一份详细的《赡养安排及家庭联系指引》，把我们讨论的这些要点都囊括进去，用清晰、无歧义的法律语言表述。然后，我们三人（李律师作为见证和后续执行方）一起，正式和他们开一个沟通会，当面把这份文件解释清楚，获得他们的理解和确认（至少是知晓）。这不是合同，不具备严格法律约束力，但它是我们之间行为准则的明确宣告，也是未来发生任何分歧时的参考依据。”

    “他们会接受吗？” 张艳红问，但语气里并没有太多担忧，更多是理性的考量，“尤其是爸，他那么要面子。”

    “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 韩丽梅的声音冷静而坚定，“但告不告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成年，是独立的个体和经济实体。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受无谓的侵扰，有权利用我们觉得恰当的方式履行义务。他们的‘面子’，他们的‘感受’，不能再凌驾于我们的基本界限和心理健康之上。如果他们因此不满、吵闹，那恰恰证明了建立规则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保持沟通的渠道，但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让。”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这座她们奋斗扎根的城市，声音里带着一种历经风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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