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高考在冬季 (2/5)

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就成了农村社员对这些乡村卫生员的尊称。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最高领导人“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就是无法估算的。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最高领导人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即俗称的“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这使无数农村人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这又挽救了无数农村人的生命。

    刘巧英十八岁读高二的那年，她二十四岁的哥哥刘胜龙把保卫大队“赤脚医生”金银秀娶进他们刘家，应该算得上是把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请进了家门，从此，刘巧英有了自己切近的人生榜样，又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刘巧英还具备了学做“赤脚医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金银秀与刘胜龙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小学初中也都是同学，但他们能做成夫妻，却并不是因为同学日久生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们一直是普通同学关系，从来没有想过要喜结连理。

    金银秀是保卫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金一品的掌上明珠，高中毕业时，因为大队空缺一名赤脚医生，作为全大队唯一的新近毕业的女高中生，被推荐去县城卫校学习了六个月，回来便补了那赤脚医生的缺。

    金银秀也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农村女孩，做梦都想跳出农门的，但同样命比纸薄，当女兵没有她的分，推荐考大学做工农兵大学生又无望，只能捧着个赤脚医生的泥饭碗待价而沽：农村姑娘，如果能侥幸嫁到城里做媳妇，熬过一定年限，也是可以带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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