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利用俘虏 (2/3)

0公里灌溉渠，解决了松辽平原的灌溉与防洪问题。

    在沈阳、长春等城市的扩建工程中，日本侨民中的建筑工人与工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助红警工程师绘制建筑图纸，指导劳工搭建厂房、住宅，甚至参与设计了沈阳工业大学的部分教学楼。

    这些基建工程不仅改善了东北的基础设施，更让俘虏与侨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当他们看到自己修建的公路通车、水库蓄水时，抵触情绪进一步淡化，劳动积极性显著提升。

    松辽平原与三江平原的大量荒地亟待开垦，3万余名俘虏与侨民被分配到农业垦区，驾驶拖拉机开垦荒地、耕种庄稼。他们接受了短期农业技术培训后，便驾驶着李辰提供的拖拉机，每天开垦荒地数百亩。这些拖拉机手大多具备基础机械知识，能自行处理简单的故障，开垦效率极高——仅1940年一年，他们就开垦荒地1000万亩，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为东北“粮仓”的建成立下汗马功劳。

    一位日本侨民拖拉机手在日记中写道：“每天驾驶拖拉机在黑土地上耕作，看着成片的荒地变成良田，能获得足够的口粮与工分，这种踏实的生活，比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好太多了。”

    在所有俘虏中，锦州战役俘获的1万多名日本第四师团士兵，成为了劳动改造的典范。这支部队素有“大阪师团”之称，士兵大多出身于大阪的小商小贩家庭，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精通算术、经营，更擅长团队协作与效率提升。

    起初，第四师团的俘虏也存在消极怠工的情况，但当李辰推出“工分制”后，他们的积极性被彻底激发。工分制的核心规则简单直接：根据劳动强度、工作量、完成质量发放工分，1个工分可兑换1斤粮食或0.1块大洋；每月工分排名前10%的，额外奖励布匹、香烟等物资；累计工分可在战争结束后兑换现金，允许携带回国。

    “这哪里是劳动改造，分明是做生意！”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嗅到了“赚钱”的机会，骨子里的商业基因被激活。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分工协作：擅长算术的负责统计工作量与工分，擅长机械的负责操作与维修设备，擅长管理的负责协调分工，甚至有人利用空闲时间，优化劳动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在运输队的第四师团俘虏，组建了“高效运输组”，通过合理规划路线、轮换驾驶，将运输效率提升了30%，每月获得的工分是普通俘虏的两倍；在基建工地，他们成立“工程突击队”，承包桥梁修建任务，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前完成工期，获得了丰厚的额外工分奖励。更有甚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向管理方提出合理化建议——比如在运输路线上设置临时补给点，减少运输时间；在垦区采用轮作制度，提高粮食产量，这些建议被采纳后，不仅提升了整体效率，他们也获得了额外的工分奖励。

    工分制让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发了疯似的劳动”，他们不再把劳动视为惩罚，而是当作积累财富的途径。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第四师团的大部分俘虏累计工分兑换的现金超过1万大洋，部分核心组织者更是身价数万大洋，成为了“富裕的俘虏”。

    李辰推行工分制，不仅是为了激励劳动，更有着深远的战略布局——他深知，这些俘虏与侨民战后终将返回日本，而让他们带着财富与对华夏的认同感回国，就能在日本内部培养起一支亲华力量，为日后掌控日本奠定基础。

    1945年，二战结束，根据此前的承诺，李辰允许表现良好的日军俘虏与日本侨民携带劳动积累的财富与李辰的20万大军进驻日本。此时，这些回国人员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在东北生活了六年，习惯了华夏的生活方式，认可了李辰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劳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具备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本。

    返回日本后，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凭借积累的财富与商业头脑，迅速在日本的经济领域崭露头角：有人创办了贸易公司，与华夏东北开展进出口业务；有人投资制造业，利用从东北学到的技术生产商品；有人进入金融领域，成为银行高管。这些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与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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